魏文侯是个“礼贤下士”的好演员
乔志峰
一直以来，“礼贤下士”都被当成是统治者的美德之一来大肆宣扬，甚至时至今日，依然很有市场。
其实，“礼贤下士”本身，就是不符合现代社会文明的，其至少暴露出两方面的问题：1，人和人之间不平等。一个“下”字就清晰地表明，统治者对人才假以辞色，并非出于对人才的真正尊重和重视，而是一种恩赐与施舍；2，人治。人才的标准是什么、谁才配称为人才、对人才该如何任用，都是统治者说了算，全凭个人好恶，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准，当然更没有科学合理的“人才评价机制”和“选拔任用”体系。
也正因此，所谓的“礼贤下士”，往往沦为“明君圣主”自我标榜贤明的形象工程，以及粉饰太平的那一抹廉价的口红。“礼贤下士”的主要作用，一是收买人心，二是维护社会稳定——让那些有才能或自以为有才能的人，认为自己是有希望的，只要自己足够努力、足够出名，上位者一定会赏识、提拔自己，跻身上流社会、封妻荫子指日可待。人人汲汲于功名富贵，狗苟蝇营，幻想着有朝一日能得到统治者的赏识和重用，还哪有精力和心思去闹事？更遑论思考什么社会变革和社会进步了。
随便翻几页历史书，都可以看到不少对大人物“礼贤下士”的描写和歌颂。而魏文侯，是《资治通鉴》隆重推出的第一个“礼贤下士”的先进典型。
魏文侯是魏国百年霸业的开创者，战国时期魏国的开国君主。与他有关的最有名的故事，就是“皮之不存，毛之焉附”——魏文侯一次外出，看见一个路人将裘皮衣服翻过来穿。魏文侯问：“你为什么将裘皮衣服翻过来穿呢？”那人回答说：“我爱惜它的毛。”魏文侯说：“你不知道它的里子没了，毛就没地方附着了吗？”故事真假很难考证，但“皮之不存，毛之焉附”却作为成语尽人皆知，成为魏文侯“英明神武”的一个注脚为后人津津乐道。
《资治通鉴》里，讲述了魏文侯“礼贤下士”的几个具体事例。
1，魏文侯拜儒门弟子卜子夏、田子方为国师，他每次经过名士段干木的住宅，都要在车上俯首行礼。四方贤能之士听说了很感动，争先恐后前来归附他。
2，一天，魏文侯与群臣一起饮酒作乐，正在管弦齐鸣、歌舞升平之时，突然下起了大雨。魏文侯却下令准备车马，前往郊区山野之中。左右侍臣不解，纷纷拜问：“今天饮酒正酣，快活得很，外面又下着大雨，国君您却要出门，打算去哪里呢？”魏文侯说：“我与山野村长约好了去打猎，虽然这里很快活，也不能不遵守约定啊！”于是前去，亲自告诉停猎。
3，一次，魏文侯问群臣：“我是什么样的君主？”群臣纷纷拍马屁，争先恐后颂扬：“您是仁德的君主！”只有一个叫任座的大臣说：“国君您得了中山国，不用来封您的弟弟，却封给自己的儿子，这算什么仁德君主！”原来，不久前魏文侯派乐羊攻打中山国，攻克之后，封给了自己的儿子魏击。魏文侯勃然大怒，任座很害怕，就快步离开，跑到外边去了。魏文侯又问大臣翟璜对自己怎么看，翟璜回答说：“您是仁德君主。”魏文侯反问：“你是怎么知道的呢？”翟璜说：“臣下我听说只有国君仁德，他的臣子才敢直言。刚才任座的话很耿直，于是我知道您是仁德君主。”魏文侯闻言大喜，派翟璜去追任座回来，还亲自下殿堂去迎接，从此奉为上客。
上述三件事，一直以来被传为美谈。我记得某大学副教授在《百家讲坛》上，对此也赞誉有加。可是，如果我们对这三件事稍加推敲，便会发现并非那么回事。
先说第一件事。魏文侯任用儒生，一点都不奇怪。那时候，狡猾的统治者已经发现，儒家理论略加改造，就非常适合拿来对百姓进行思想控制，进而成为维护统治、巩固政权的最好工具。更何况，当时儒家学说是诸子百家中最有名的学说之一，在社会上有了较大的影响，任用儒生、宣扬儒家学说，既显得君主有学问、有追求，同时更能笼络人心，争取到“儒粉”的认可和支持。至于“每次经过名士段干木的住宅，都要在车上俯首行礼”，就显然是扯淡了。尊重人才的最好方式，一是委以重任，二是身体力行其学说，何必要玩当众行礼这套把戏呢。无非是为了表演给别人看，蹭段干木的名气和热度罢了。
再说第二件事。这件事，严格来说不能算完全的“礼贤下士”，因为山野村长算不得什么贤能之士。但魏文侯却试图通过冒雨亲自传话，来表明自己的诚信和对下属的尊重，而这一点，对酸腐的“士”们来说是很重要的。也或者，魏文侯这一番做作演戏，就是演给“士”们看的——看看，我对山野村长尚且如此，何况你们这些人才呢。这其实跟“千金市骨”的表演如出一辙。可惜，演戏就是演戏，魏文侯又不是拿过小金人的影帝，表演的痕迹太过明显。没下雨的时候，喝着花酒不亦说乎，下雨了，却急不可耐要出门去，表现得太明显了。况且，传一句话的事儿，至于要劳君主亲自出马吗，随便派个人不就行了嘛。除非，君主“日理万机”的说法是骗人的，天天闲得蛋疼。这么兴师动众、前呼后拥闹腾一阵子，又浪费了多少人力物力？君主演戏，累的是手下干活的，要卖力配合；糟蹋的是民脂民膏，这都是要成本的啊。
第三件事尤其有趣。公开问手下人“我是什么样的君主”，摆明是屁股痒了，想让别人给拍拍挠挠，太自恋了，太无耻了。当然，也或者他有几分“引蛇出洞”的意思，想试探试探手下人的忠心。大多数人都很聪明、很凑趣，当即阿谀奉承争舔屁沟。只有一个任座有点傻不拉几，拿起鸡毛当令箭，真的提起意见来了。魏文侯听了“大怒”，只此一怒，便显出他并非真心听取意见了。最厉害的是翟璜，一顿操作猛如虎，拐弯抹角、左右开弓，不仅狠狠拍了魏文侯一记超级无敌大马屁，还救了任座。这种人，天生就是当官的特殊材料啊。
有人或许会说，这也没什么不好啊，毕竟最终魏文侯还是听取了任座的意见，任座也因直言善谏得到了认可，君臣皆大欢喜，实现了其乐融融的安定团结局面。可是，我且问你：魏文侯将中山国从儿子手中要回来，重新封给自己的弟弟了吗？并没有。他只是表现出一副“礼贤下士”、虚心纳谏的姿态，对别人提出的意见并没有落实，错误也并未纠正。这恐怕才是问题的本质，所谓“听取意见”，不过是忽悠；所谓“礼贤下士”，也不过是表演。
记述了魏文侯的“光辉事迹”后，司马光没有慷慨激昂地来一大篇“臣光曰”，对此大发议论。或许他认为，事实胜于雄辩，无须饶舌，只要将魏文侯的先进事迹一一列明，一位英明神武、“礼贤下士”的高大全君王形象便呼之欲出，矗立在人们面前了。可他想错了，这几个事例所呈现的，并非什么高大全形象，只不过是典型的沽名钓誉、虚伪造作的伪君子和“表演艺术家”罢了。而这种影帝级的“表演艺术家”，充斥着整个历史舞台，构成一个虚伪虚假的丑陋群体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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