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卦爻辞正训-自序
自 序
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意不达。八卦、易、易经、周易，其概念不同，相互间形式上确有关联，但又各具特定的主体内容。说易者若不能区分清楚，则难免开口便错，立论无根。
八卦，是指乾坤坎离震巽艮兑八个三爻画卦体符号，称作“经卦”，古人用来模拟天地、昼夜、寒暑、水火、风雷、山泽、草木、禽兽等自然现象，和夫妇、父子、首足、进退、尊卑、贫富、刀兵等人类社会现象，称之为“卦象”。“伏羲画八卦”的传说，现在仍不能证实，但“世历三古”的说法，不能当作空穴来风。《书经·皋陶漠》载舜帝曾说“予欲观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龙、花、虫，作绘宗彝……”“宗彝”指宗庙礼器（或陶器、石器），是当时部落联盟最高权力的象征。日月星辰山木虫兽本是寻常人开眼可见的寻常之物，却欲刻绘于宗彝，我推测它极可能是在代指八卦卦象、卦符。
“易”的概念深宏广大，是生成万物并使之运动变化的根源，但人们日常谈到“易”，则主要是由八个经卦交相重叠而构成的六十四个六爻画卦体符号，即易卦。古人用来模拟天地万事万物生成发展、运动变化轨迹、规律，故又称为“易象”。通俗地比喻，“易”就像一堆积木，本来无思无为、无义无理，但当用它拼出天地、日月、山川、虫兽、宗庙、祭祀、战争、灾变、婚姻、诉讼、渔猎、农耕、商贸等图式时，它就成了象，有了吉凶、善恶、是非。这样，古人实际上已经将“易”视为了一个缩微版的宇宙模型，按某种理念、规则和次序，将它的六十四个卦符做不同形式的排列组合，使之成为某种思想认知系统。
由此看来，“易”，是个总名。《周易》，枝属而已。据《周礼》说，周易之前还有商易，夏易，商易名《归藏》，夏易名《连山》。《周易》由文王，周公父子作，始于商，成于周，是一部跨朝代的作品，以文王、周公父子姬姓，可称为“姬氏易”；成于周，故名周易，以与商易，夏易区别开来，同时也表明了它的权威性。
厉史上，《连山》《归藏》果真存在过吗？周史这样说，想必有所据，有所见。但我认为，《连山》的存在与否，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因为至今连几个确证为夏代的文字都还见不到，而《归藏》则确凿无疑，只是，由于当时文字初创，书刻工具及书写材料大不易得，周史所见，当是一种残存：刻在甲骨上，或有符（卦符）无辞，或有辞而零残，不会是像《周易》一样，以一种辞符俱备、结构体系完整的版本形式存在。并且，就连这种遗存，也在王子朝之乱后，逐渐流散亡佚：西东周之际，周王室生变，王子朝争夺王位，最终失败，于是携洛阳大量王室档案及其他典籍奔楚，却又恰逢楚室生变，被迫停留在楚边境，至死也未能进入楚都城。死后，所携典籍也随之流散。楚灵王向外国使者炫耀他的左史倚相“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我认为指的就是那批典籍中的古易学丛典遗存（拙作《说易杂记》中对此作了初步考证）。司马晋代出世的汲冢竹书，及当代湖北江陵出土的竹书《归藏》，都出自战国楚墓，就不是偶然的了。可以说，我们现在谈论和眼见的《归藏》，不会是商易原作，而极可能是春秋，尤其战国楚人，依据王子朝流失在楚的商易遗存，经过拼缀整理，加工改造后的托名伪作。这些伪作，有些理在了地下，有些也曾在地上流传：西东汉之际，著名文士、政论家桓谭在其《新论·正经》中说：“《连山》八万言，《归藏》四千三百言。《连山》藏于兰台，《归藏》藏于太卜。”如此，则此《连山》《归藏》当为桓谭所亲见。桓谭与杨雄、刘歆同时。刘歆是古文大家，正是他校阅发现战国遗古文《易》与费氏《易》相同，于是将其排为五经之首，此即流传至今的《周易》。刘歆曾领校“中秘书”，上述《连山》、《归藏》，桓谭得见，刘歆更能亲阅亲校，但他作《七略》，并未将其录入，可见他已不将其当作真品、正品看待。此后，班固作《汉书》，也未将其录入。
事实上，一九五〇年，郭宝钧于安阳殷墟四盘磨发掘出三块卜骨，内一块横刻有三行小字，不合卜辞通例，是数目字—
七八七六七六（日魁）
八六六五七八
七五七六六六（日□）
科学鉴定卜骨为殷王康丁时物，数字为六爻易卦卦符代码，这，才可以说是考定的唯一商易遗存，迄今无二证。就此一证，至少也坐实了两件事：一是至少自康丁时始，商人已经是龟卜与易筮并占了，二是商易蓍法确与《周易》蓍法不同。有学者将这三行数字代码，仅依据偶阴奇阳的观念，依次译为《未济》、《明夷》和《否》三卦，是犯了低级错误，暴露了这个学者还没有搞懂《周易》蓍法，对商易蓍法更是一无所知了。
应该说，存世《归藏》虽伪，但它们保存着古易的诸多真实而珍贵的信息，如卦名、卦象、卦气、蓍法、推法等，使《周易》研究、诂训有了可靠的参照。
关于《周易》作者的争议——
东汉王充、马融创文王制卦辞、周公作爻辞说，后世有学者以之为妄测，依据是：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唯言文王演易，与周公无涉。这些疑古的学者所昧于的事实是：王、马所言，固然是舍正史而依自古以来的传说，但传说往往比正史所载更可靠、更可信。在没有实物佐证资料得以考定的情况下，利用现成资料，选择正确角度去推断，也能得出正信，或最接近正信的结论的。春秋比两汉更接近《周易》成书的周初时期，那时人们对文王制卦辞、周公作爻辞的说法，还普遍没有异议。《左传》载晋范宣子聘鲁求观易象而后言“吾乃知周公之德及周所以王”，显然是仔细研读了《周易》爻辞后的有感而发，等于直接说出了爻辞的作者。
其实，要推定《周易》的作者是否文王、周公父子，卦爻辞才是最可靠的依据。文如其人，作者的著作，不可避免地要体现出自己的风格，反映出自己的思想，打上自己独特的烙印。通读《周易》卦爻辞，可以清晰感知：
①卦辞每取一大象为一卦主题，纯而不杂，论述高度概括，而爻辞则多取半象、复象，多角度，多层次揭明一爻之旨，杂而不越。
②卦辞与爻辞，由于取象角度不同，二者赋义也往往各异其趣，形成反差，断难出自同一人手笔。
③二者的语言风格虽无大异，但表达方式却截然有别：卦辞温和平实，务求中性而意有所隐，反映出来的是一个亲和大度的长者、仁者形象。爻辞格调则简明扼要，真率无拘，且居高临下，反映出作者崖岸高耸，凛然不可侵犯的威严气质，没有周公的身份、地位、才华，他人做不出来的。
④卦爻辞定象有所不同，例如卦辞以大震（包坤）为建候，而爻辞则改以离为诸侯，以震为公。
⑤爻辞言“朱绂”、“赤绂”、“金车”、“金秜”、“翰音”等，皆入于周礼，而周礼为周公制，文王不能前知。
综上所述，足以推定文王制卦辞、周公作爻辞的说法最为允当、可信、可靠。
当然，由于卦爻辞的语言风格没有明显差异，要逐条区分清楚其作者是很难的，盖因此，南朝梁武帝《周易大义》中就提出两个观点：①乾坤两卦卦爻辞皆为文王作，②附着于乾坤两卦后面的“文言”亦为文王亲笔，以文王之义如此，故称“文言”。对前一个观点无可辩驳，并且，进一步推断，说《屯》《蒙》《需》三卦的卦爻辞亦皆为文王作，亦无不可。对第二个观点，简单一句话就可驳倒了：那绝不是文王、周公的语言，文王、周公不用“而”字。
文王、周公，首先是政治家、国家领导人，军政事务繁巨，若非机缘巧合，怕是不会有精力、兴趣专注于卜筮之术的。司马迁说“文王拘而演周易”。正是在被殷纣王囚禁在羑里的那一段特殊时期，文王对古易学作了重大创新改造：创立了后天八卦；重排了六十四卦卦序；为部分或大部六爻易卦订名；创设了新的蓍法，即不同于商易的周易蓍法；逐次为六十四卦撰写了卦辞……这是一个系统性的文化工程，每一项都足以扭转古易文化传承发展的方向。或许可以这样说：羑里之囚，是文王个人的不幸，却成就了古易文化的大幸。文王有没有作爻辞的意愿呢？羑里之囚如果再拖长一些时间，文王有无可能为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逐条撰写出爻辞来呢？历史没有假设，事实是：他没有。史书记载，文王被成功营救，安全回到领地西岐后，揽贤才，服虞芮，伐犬戎，征密须，败耆国，灭黎邘，讨崇候，作丰邑，徏都丰，前1056年崩。这一段时间，他怕是再难有精力余兴转向古易。
至于周公，据《尚书大传》载，先是辅佐武王伐纣；武王崩，成王幼，受命摄政，三年平“三监叛乱”，四年建候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成王，八年九年又奉命帅师东伐淮夷，残破奄国。因此，我推断，周公正是在他晚年，周王朝政局初步安定下来的那一段闲暇期，比较优游从容地完成了爻辞的创作，圆满完成了文王未竞的文化历史功业。这样，卦符、卦辞、爻辞，三者备具，《周易》也就得以一种完善的模板（版本）形式流传后世，古老易学也才开始呈现出全体系的发展形态。
周公的人生，止于摄政，这或许是周王朝的不幸，却成就了古易学历史发展的大幸。
将古代重要的典籍称作“经”，盖自战国始。《庄子·天运》中说：“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这里说的易经，显然是指六十四卦卦符和文王卦辞、周公爻辞，并不包括解说经辞的“传”（传文）。到了两汉之际，古文大家刘歆（刘向之子）始将《易经》排序于五经之首，后人自此称之为“群经之首”，甚至被尊为“群经之祖”、“大道之源”。但这时的《易经》，应该就已经包括了“易传”。
所谓“易传”，是指解说周易经辞，即卦爻辞的十篇文字：“彖”、“大象”、“小象”、“乾文言”、“坤文言”、“系辞上下”、“说卦”、“序卦”、“杂卦”，合称“十翼”，被认为是孔子的述作。不过，“十翼”的论点，前后多有出入，不可能出自孔子一人的手笔，应该还包含了孔子的弟子或后世的著作在内。
“十翼”本来是附着在周易卦爻辞的后面，郑玄始将“彖”“象”分散，附于各卦的经辞（卦爻辞）之后。王弼更进一步细分，将“彖”与“大象”附在卦辞后面，“小象”除《乾》《坤》两卦例外，余皆附在各条爻辞后面，并将“文言”分开，放在《乾》《坤》两卦之后。现在最常见的《周易》（或《易经》），大多采用这种形式的版本。大致上——
“彖传”是对卦辞的解说。
“大象”是对卦义所作的引伸和自由阐发，多与卦辞述义无涉。
“小象”是对具体每一条爻辞的诂训性质的说明。
“文言”的意思，是刻意修饰文词，特别对《乾》《坤》两卦加以颂扬，以突出这两卦的崇高地位和伟大意义。
“系辞传”又称“大传”，是对包括《周易》在内的古易所作的整体概论，揉玄学、伦理学、哲学于一鼎，视野开阔，思路新奇，语言极富韧性，可称先秦第一篇美文。
“说卦传”是对古易八卦万物象类的辑录摘选，里面诸多卦象并不见用于《周易》。它的底本，我估计就是春秋楚灵王所说“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中的“八索”。
“序卦传”意图说明《周易》六十四卦排序的理论依据，但不难看出，这样一篇文字，强捏因果，乖悖逻辑，思维质量极为低劣，入流“十翼”，实在是滥竽充数了。
“杂卦传”是将《周易》六十四卦每一卦的要义，按相综或相错（“二二相偶，非变即复”）规则，以两卦为一对（一个单元），用一句话扼要说明。
上述“十翼”之中，哪些属于，或接近属于孔子的述作呢？当如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中所言：“孔子晚喜易，序彖、象、说卦、文言”。
孔子至少没有大部读懂《周易》卦爻辞。“小象”对爻辞的诂解，简略而多舛，更多敷衍搪塞。“彖”亦多臆解，不合卦辞述义。“大象”则属于他自己的自由发挥，称其为“孔易”更为妥当。
孔子尚且如此。孔子之后，以至于今，历代万千事易学者，对《周易》卦爻辞的释读，最善者，其正确率，也不超过十之二三。为什么？？？不是因为他们努力不够，而是因为他们不可能冲破的历史局限！
造化弄人。历史或现实中，往往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困住人思维，难倒人智力的，并非多么高深玄秘的问题，而却竟然是很简单的雕虫小技。看不明白时，它就仿佛与我隔着一座大山；而一旦看破了它，才发现那不过一层薄薄的窗户纸，一捅可破。
象为易本。《周易》卦爻辞非人言，而皆为象语。不识象，则不知圣人所以言。不知圣人所以言，则圣人之意何由得知！？既是象语，则对卦爻辞的解读是否正信，辞与象吻合就成了唯一的检验标准。据此，要想读懂《周易》本经，具备以下五个方面的基本知识就可以了——
- 先秦古史。
- 商周古文字。
- 古蓍法。
- 古象法。
- 古推法。
以上五个方面的知识，又以古象法和古推法最为关键、紧要。为此，我专门撰写了一本小书《易学讲义》，作了较详细的介绍说明，可聊供参阅。
文王（这个称号是周人追谥的）终身为殷臣，用殷文字。周公前半生也曾为纣臣，习用殷文字。殷文字的代表是近现代于河南安阳殷墟发掘出土的甲骨卜辞，武王克商后既已深埋地下，不为后人所知了。因此，历代经师无一例外都将《坤·六五》“黄裳”之“黄”字误诂为颜色，而不知它的本义却是“佩玉以饰裳”（当然，“黄”在殷代既已衍为两义，卦爻辞亦两用之）。再如《观》《睽》等卦，皆以古字象形命名，不识古字，就永远不会醒悟《睽》爻辞何以描写偏视、幻视，而《观》爻辞则取象正视、正观。孔子学识虽然渊博，但他去文王、周公近五百年，时隔已久，名物诂训已是字生语僻,加之无缘见到殷墟甲骨刻辞，或因此就没有考订出与解经关涉至巨的一些卦象，如巽为祀为孚为庙为王等。仅巽祀一象不明，《周易》六十四卦卦辞、三百八十四条爻辞，至少近五分之一就始终不得确解，造成两千多年《周易》研究史上一个最为诡异的现象：它就在眼皮底下，却人人视若无睹，不明就里，似乎全部失能了。
世所谓卦象，实际仅仅是指三爻画经卦之象，而卦爻辞所示现的，却是六爻画之易象。易象中除了经卦之象，还有半象、大象、复合象体。《左传》载晋范宣子聘鲁“求观易象”，表明春秋人还能将二者区分得清清楚楚。春秋之后，这两个不同的概念便混同在一起了。至汉代，说经人已不复知易象底为何物，卦爻辞的释读也就走进了死胡同。于是，《周易》研究自此分化出两个流派：象数派和义理派。
所谓“象数派”，侧重对卦爻辞作出象数知识方面的诂训、释读，试图回答“卦爻辞为什么这样说”的问题。但他们没有给出令人信服的解答，因为他们始终在《说卦传》和《彖》《象》的雷池中打转转、绕圈圈而不能超越，反倒使经辞原义变得更加混沌暗昧，徒增读者困扰。这一派的代表人物主要有马融、郑玄、荀爽、虞翻、来知德，及清代一些致力于恢复“汉易”的学者王夫之、焦循、杭辛斋、尚秉和等。
所谓“义理派”，起自汉费直，后继以三国魏王弼、宋程颐、朱熹等。这一派长于高推圣境，妄造圣意，以无根的虚理浮说，掩盖其对古老象数实学的懵懂无知，真做到了“以伪学术杀天下”！当然，最后也还是走出来了一个不再执迷不悟者：大儒朱熹。入道弥深，所见弥大。朱熹晚年终有所悟，他悲叹：“程子谓得其义则象数在其中。吾以为先见象数，方说得理，不然事无实证，则虚理易差。”又说：“圣王崇《诗》《书》《礼》《乐》以造士，未尝言《易》。《易》自别是一个道理。某枉费许多年功夫，盖深知易象之重，然已无及矣！”确然“已无及”：他那部经训著作库中的重度残次品《周易本义》还是成为了明清两代科举考试的标准教科书，至今也还有学者奉为经训重典。这是怎样的讽刺呵！
其实，在《周易》研究绵延下来的道路上，还有一派人物：焦延寿、京房、郭璞、管辂、关郎、李淳风、陈抟、邵雍等，我称之为“技术派”。他们多数不受儒家思想限制，专注于《周易》象数技法的研究和改革创新。他们大致通易却不说易，偶得之片言只语，却往往令人茅塞顿开，有高下立判之慨。尤其李淳风，一本薄薄的《推背图》，就做成了古今中外唯一一部可验证的、成功的预测学著作，而若不懂得《周易》的象法和推法，是绝无可能作出来的。
卦象易识，易象难知。知卦象而不知易象，是谓知象而不知法。法即象法、推法。破译、解读《周易》卦爻辞而不知象法、推法，则必犹盲人摸象，无知辞所由出、义所从来。举如《谦》卦，为义至为简明，前经师却训释得一塌糊涂，让读者懵然不知所谓。而其实，文王、周公仅只是将《谦》体作一个正反震大象看待：震为君子，正为英雄豪杰，覆则为谦谨之士；故爻辞内（下）扬君子之德，外（上）颂君子之功。再如兑体，正为新月初升，覆则成月望之象。此即用综（覆）之法。再如，以坎离交合之体象饮食、得失、征战等。这样的法例，《周易》中比比皆是，不胜枚举。因此说，参透了古蓍法、古象法、古推法，《周易》经辞的释读便豁然开朗，势如破竹，可迎刃而解了。
不像今日便于大小文士率尔操觚，不日间即可堆砌万语千言，古代书写不易，学者作文，必要字斟句酌，尽量缩减篇幅，简约信息披露，这就难免造成义浅而文深的情况，比如《系辞传·大衍章》介绍的造爻作卦（俗称“起卦”）的古蓍法，就争讼千年无断，直至南宋，才由朱熹考订出来，人以为终于完全无失，而实际上还是一个“烂尾工程”：仍未说清六七八九所从何来，六九之变的出何策？而实际上，这原本只是一个简单的四则运算问题，知其原理，告其规则，一个普通三、四年级小学生，只用十至二十分钟，就完全可以熟练操作无误了。
——不要误会。这里说古蓍法简单，是在说它的表现形式简明易懂，方便实用，而绝不是说它背后的原理。恰恰相反，根源于河图洛书的古蓍法的创设，是中国古人一项天启式的伟大发明，是数学意义上一项非凡的成就，体现了古人智慧的高度。仅从一个小侧面说：当中世纪西方艺术家们还在对由等差数列组合成的三阶幻方感到神奇不已时，几千前的中国古人，至少是商周人，就已经把它应用到易占实践，作为预测术的数学基础了。
周易蓍法，大衍数用河图数。
商易蓍法，大衍数用洛书数。
这足以证明，河图、洛书在商代之前就已经存在了。
我也曾浸淫百家易注有年，入之愈深，而思之愈惑，证之愈谬。困拘日久，于一朝惊醒，裂障而出，转换思路，卒之悟得正确解读《周易》卦爻辞的几个要领和方法。掌握了这些要领和方法，也就大致解决了《周易》卦爻辞的释读问题。那时候才看清：孔子以来，依所谓“象数”和“义理”两脉传承的一众权威硕儒大师，根本无力为往圣继绝学。再不推开他们，被重重遮蔽在他们身后的《周易》本真面目，就仍将无法显露出来！
读懂了卦爻辞，自然而然就可清晰看到关于《周易》的两个基本事实真相了——
第一个，是形式上的：无法否认，《周易》确是一部卜筮之书，并且是集先周易占术之大成的一部巨典，尤其周公爻辞所示现的，其出神入化的爻占推法，已化技为艺，达至巅峰。后世走这一路，效传这一技的历代术家，最知名者如春秋太史，汉之焦京，魏晋管郭，唐之李淳风，北宋邵雍等，无一能望其项背，继其绝学。如果说真有什么上古帝王秘术，这，或许才是。而与此绞合在一起，具有巨大历史思想文化价值的，是——
第二个，内容方面的：同为卜筮，而性质大不同。周王朝未立之前，殷人以卜筮通神，不容怀疑，故为卜筮而卜筮，重神而不重人。殷墟出土的甲骨卜辞，卜问事情，人不可预与其中，只以兆象明结果，吉凶一由天定。至《周易》则一大变：首倡吉凶由人而不由神、由德而不由命。通读《周易》，很容易就能发现，作者文王，尤其周公，明显有意，甚至是处心积虑地借由易占的观象系辞，来表达出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爻辞说王权、君臣、国政、礼制、建设、朝聘、战争、星象、灾变、狱讼、井田、农作、商贸、田猎、酒祸、畜牧、恋爱、婚姻、家庭、宗法、祭祀、德教、文教、养生、艺术等等，涉及自然、社会、人生方方面面，对当时饮食男女及各种社会关系予以忠实表现。人事的善恶是非，言行导致的吉凶祸福，不再由天定神决，转而取决于是否合乎理性、逻辑，是否合乎某种伦理道德标准。这就在《周易》与前易之间挖出来一道鸿沟，对二者作了清晰的界定：《周易》已不纯是天书神籍，而是也成了人典，变成了思想文化著作，变成了道义之书。这种改变，带来了很强的启蒙效果，对天命神意的观念给予了巨大冲击，等于在三千年前殷末周初的蒙昧社会，点亮了一把新思想、新文明的火炬。读《左传》、《国语》等先秦古籍可以看到，春秋以降，社会精英的卜筮观念已经发生改变。《左传·宣公七年》载：郑公子曼满与王子伯廖语，欲为卿。伯廖告人曰：“无德而贪，其在《周易》，丰
之离
，弗过之矣。”间一岁，郑人杀之。此筮例即引丰上六爻辞而断：郑公子曼满招致杀身之祸的，不是神意，而是他的人品“贪而无德”。王子伯廖已自觉地视周公爻辞为道德警示之语。
《左传·昭公十三年》载：南蒯将判季氏，枚筮之，遇坤
之比
，曰：“黄裳元吉，也为大吉也。”示子服惠伯，曰：“即欲有事，何如？”惠伯曰：“吾尝学此矣。忠信之事则可，不然必败。外强内温，忠也。和以率贞，信也。故曰‘黄裳元吉’。黄，中之色也；裳，下之饰也；元，善之长也。中不忠，不得其色；下不共，不得其饰；事不善，不得其极。外内倡和为忠，率事以信为共，供奉三德为善。非此三者弗当。且夫易不可以占险。将何事也？且可饰乎？中美能黄，上美为元，下美则裳，参成可筮。犹有阙也！筮虽吉，未也。”后蒯果败。读者要注意，惠伯过度且错误解读了所引爻辞，这且不论。我们只须看这个筮例中，神天已遁迹无踪，不再降人祸福，惠伯分明是借由爻辞的权威性，向想要背叛季氏发动变乱的南蒯进行道德劝诫了。
《（伪）连山·姤初八》：
“龙化于蛇，或潜于洼，兹孽之牙。”
象曰：“阴滋牙，不可与长也”
（清历城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
《（伪）归藏·瞿》：
“瞿：有瞿有觚，宵梁为酒，尊于两壶。
两羭饮之，三日然后稣。
士有泽，我取其鱼。”
（清历城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
上引占辞，其与古易和《周易》的联系且不予分析评断，只看它散发着的浓烈巫鬼气息，便似专属春秋战国楚人语，成后世典型的谶兆辞格，京房《易飞候》、焦延寿《易林》及东汉纬书杂谶、郭璞《洞林》等，皆效尤之作。相较之下，《周易》卦爻辞大气磅礴，流溢着浓郁社会生活、人间烟火气色，极高的文学艺术价值更是前者不可比拟的。细品《周易》卦爻辞，仿佛国画大师笔下一幅幅大写意的巅峰之作，至精、至简而藏大美，虚实之间，义蕴无穷。“谦谦君子，用涉大川”、“贲于丘园、束帛戋戋”、“日昃之离，不鼓缶而歌，则大耋之嗟”、“憧憧往来，朋从尔思”、“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寥寥一语，也足以碾压百代文豪。
《周易》丰富的思想文化内容，集中在周公爻辞部分。内中有两个不同寻常的看点应予以特别关注：
一是其逆向思维特色，而且是一贯的，如《讼》“食旧德，贞厉，终吉”；《复》“频复，厉无咎”；《未济》“征凶，利涉大川”等，旧注不深思其理，而疑为校误。《丰》《涣》两卦，极言洪灾之重、祸生之厉，皆象凶而断吉。俗疑圣人是何肝肠，而不知这才是真圣气象。
二是其私属情感的披露，专指围绕摄政，其理性与私欲纠结而形成的一种不吐不快的隐秘心态。“公用亨于天子”，看似没有声色，实际已接近僭礼的边缘（“天子”不是指生君，似亦不惟指死王）。“不事王候，高尚其事”、“其羽可用为仪”，显然也是特意地取此象、系此辞，高志雄世。《萃·上九》“齎咨涕洟”，字字血泪，是对自己被残酷排除出王族大宗（王统直系一宗，即后世所谓正宗）之后，悲伤情绪的溃决渲泻。周公才能十倍于成王，但这个气质高贵的老人，暮年著作爻辞时，始终惟以公象自况，即使是在心理上，也自觉止步于伦理底线之前，成就了一个完整的、伟大的人格。
蓍筮易占，作为一种智力活动、象符游戏，卦占容易，爻占难，《周易》式的爻占尤难。我们现在能见到的先秦古例，如《左传》《国语》所载，绝大多数仅属卦占，实不足观。而《周易》的爻占，诸法谨严而又灵活变化，具体每一爻所象征的人物，都身陷多重编码、多维空间、多重人格的紧密缠绕之中，谋身计事，吉凶相随，祸福相倚，庆者在门，吊者在闾。如此错综复杂的演绎方法，即推法，竟然已出现在三千年前，不由不让今人惊叹古人的模拟、赋义、综合、分析等思维能力所达到的高度！
问题也就跟着来了——
文王、周公，这一对惊为天人的父子，其匪夷所思的渊深且成系统的易学知识和高超的易占术，是怎么得来的？当然不可能是生而知之，但古文献资料又没有片言只语记及周族先人中有过擅易、事易者存在。如此，比较合理的推断是：从商人那里学来的。
先看一下《书经·多士》：“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尔殷遗多士……”文记周公在亲率大军平定三监之乱后，向前商遗民中的众官员训话，警告他们要服从周王朝的统治，免致惩罚。“商王士”、“多士”指已被推翻的殷王纣的众官员。
再看近代河南安阳殷墟出土一条甲骨卜辞中透露的信息：
“丁酉卜，其以多方小子小臣，其教戒？”
（马如森《殷墟甲骨学》辑录，粹1162）
“多方”，指当时殷王朝周边臣服于殷的诸多藩封小国，包括前周西岐。“小子”，指青少年男子，当时专门指称贵族子弟。“小臣”，泛指王朝中大小官员，即上引《书经》中所称的“多士”。“教戒”，指教育，知识传授。卜辞的意思是：
（王）哪一天去学校视察，向官员和各方国来的子弟们训话吉利？
郭沫若释为：殷时邻国，多遣子弟游学于殷。我的理解不止于此，这应该还是一种古老的人质外交制度：各方小国必须遣送宗子及贵族子弟至殷都城，名为游学，即学习当时最先进的文化知识，实亦作为人质。也不排除各方国的贵族精英主动入殷游学。游学的内容，理应包括卜筮，这是当时的显学，或也是必修课。至少自盘庚起，历代殷王都极重卜筮，也都是卜筮高人。殷墟已出土15万多片甲骨，卜辞还要超过15万条，可见殷商时代，卜筮活动是多么频繁。这还只是王室，没有把贵族和平民包括进去。
这一条卜辞，专家考定属于第三、四期，即廪辛至文丁时期，恰当先周的古公亶父、季历父子统治时期。文王青少年时，是有可能被他父亲季历遣送至殷都游学过的。史传文王为西伯侯、殷三公时，也曾遣送长子伯邑考至殷都。周公有没有去过呢？难说。
总之，若文王、周公父子非不学而知的天禀异人，那末，他们的易学知识，大概率是从殷人那里学得的，至于其易学成就，则可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
近代大学者王国维提出过一个著名观点：中国五千年历史发展过程中，其变革之剧烈者，无过于殷周之际。对此，不少学者不以为然。其实，这才是高见、深识。他说的不是王朝兴替、治乱循环的政治政权板块，而是思想文化板块分水岭式的变化。殷商社会的性质，郭沫若界定为奴隶制社会，但翻看殷墟、周原出土的甲骨刻辞，它也有封建、宗法、井田，据此，我个人感觉它更像一个发育中的帝国，没有骨干元素（比如或以农业，或以商业、游牧等）支撑，器物技术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人道观念却还处在原始蒙昧阶段；祖先崇拜远胜神灵崇拜；社会开放、多元、暴力、张扬、生气勃勃而又架构不稳、动荡不宁。而周代商后，仿佛一个巨大板块瞬间就被翻转过来，魔术般呈现一幅全然不同的新面貌。周人仅用了短短十余年，就设计、创造且一气呵成式地，建立起一种迥异于前、特征鲜明、结构致密的社会形态，华夏由此一步跨进稳定的封建社会、农业文明。
扭转了历史发展方向，缔造出这个新文明的主导者是周公。钱穆的《周公与中国文化》从四个方面，即封建、宗法、礼乐、井田，作了专题论述。但他没有提及与此同时发生的两个重大文化事件；继殷墟甲骨刻辞代表的殷商文字之后的第二次文字大爆发，和为《周易》作爻辞。前者对后世天下大一统观念的形成和巩固起到了重要催化作用，后者则可作为一部周公自传来读：客观忠实地反映了他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读懂了《周易》本经，细品周公爻辞，愈感到研究西周历史，绝绕不过周公。研究了解周公，绕过《周易》，就绝做不到全面、完整、真实、深刻。其他古籍如《书》、《礼》，有不少记载周公言行，但读出来的那个周公，仅限于一个古代执政者的单调形象，血肉僵冷，虚誉妨真，圣德近伪，脸谱化了。而《周易》爻辞反映出来的这个周公，温热充盈，气质高贵，择善固执，而又有庄有谐，思虑深密，清醒果毅，才华横溢，其德其能，不仅称得上史上第一位真实可信的超一流政治家，并且也称得起超一流的思想家、军事家和艺文大匠，是伟人中的巨人。
我作这部经训，意在祛魅除尘，复原古象，揭明古法，考定经辞本义，还《周易》本来面目，没有标一新、立一异。若读者产生它彻底颠覆了前人经注的读后感，那也不过是验证了学术研究中的一种规律性的知识迭加累积效应：后人站在前人肩上，见识自然可高出前人；后后之人又可高出后人。就用这个简单的道理表述，作为结语，退俟高明。
2021年4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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