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评:戏梦巴黎——失落世界的梦想家
火跟火是不同的：有烧毁一切的火也有给人温暖的火，有把森林烧焦的火也有抚慰一只家猫入睡的火。自恋也是一样。曾像是世界奇迹一样新奇的东西不久会变得旧拖鞋般家常。——《戏梦巴黎》
当我们谈论起六十年代时，我们在谈论什么？
在某个沉闷的午后我曾这样问自己，模仿着雷蒙德·卡佛的书名来自娱自乐。脑子里还不时闪现出切·格瓦拉与毛的巨幅画像，如此良久。我试图回答自己抛出的问题，东拼西凑下终究还是不得要旨，于是只能作罢。直到近日，在看完法国电影《戏梦巴黎》之后，这个问题才旧事重提般再次浮现在我眼前。
是的，这个故事，和六十年代有关。
时至今日，我依然难以忘记当《戏梦巴黎》的结束曲响起时那种无以名状的感动，我甚至不知道为何而感动。只是呆望着屏幕上冗长的名单，许久才回过神来。这当然不是第一次才有的观影感受，然而这一次却不同于以往。感动称不上浓烈，相反，它很淡很淡，淡到不易察觉，需要反复去咀嚼。而我根本没有任何拒绝咀嚼的余地，只能近乎于本能的去回顾和思考。
故事发生在1968年的法国，那时的世界并不平静，左翼思想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不可阻挡的浪潮，作为文艺中心的巴黎更是一触即发。在“五月学运”爆发之前，里奥和伊莎贝尔两姐弟依然能够安然混迹于法国电影资料馆，并在这里结识美国留学生马修。他们痴迷于电影艺术，像“耗子”一样没日没夜地待在资料馆贪婪地汲取着世界各地最优秀的电影。直到电影资料馆被查封，轰轰烈烈的“五月学运”拉开了序幕。
影片里，里奥和伊莎贝尔这对孪生姐弟让人印象深刻。他们好的像是一个人，一起上学，一起去电影资料馆，一起去广场静坐示威，甚至赤身裸体地睡在同一张床上。有时又像是仇敌一般，伊莎贝尔惩罚里奥在她和马修面前对着海报手淫，里奥则要求伊莎贝尔在圣女贞德的画像前与马修做爱。这些怪异甚至乱伦的举动在现实世界是何等的大逆不道，在里奥和伊莎贝尔却是习以为常的小事。这一度让我这个看客亦感到某种程度的不适，当然更让电影里的马修感到不可思议，乃致有些惊慌失措。我并不认为原著这样写是以隐喻的手法来表达对固有世界的不满。愤怒的青年当然需要向大人世界喊话，就像里奥说的；“虽说上帝是不存在的，但也不能说明父亲就可以取代他的位置。”，但乱伦，绝不是喊话的方式。
在我看来，里奥和伊莎贝尔象征着一个人的两面，他们既相互排斥又相互深爱着对方，就像《大话西游》中的青霞与紫霞。他们是一具躯壳里的雌雄同体，也是两个自我的天人交战。然而就算是排斥，也只是自我的排斥，是臣服于爱之下的排斥。人类终难以免于人性中无法舍弃的顾影自怜。一言以蔽之，我们都太爱自己了。我想这种人性的矛盾与复杂才是作品想要表达的深层含义，绝非抗议那么单薄。
回到里奥与伊莎贝尔两姐弟，虽然整天往电影资料馆跑，参加静坐示威，可在他们的内心深处，从未接受过房子外边的现实世界，除了电影，没有什么能够真正走进他们的领地。他们在自己的世界设下重重壁垒，等待着有人打破。马修的出现让他们感觉到了一丝希望。
他们接近他，结识他，邀请他从破旧的旅馆搬到他们宽敞的大房子。然而马修终究不属于那个世界，即使他渴望友谊与爱情，即使他努力的试图走进壁垒重重的“孩子特区”，可实际上没有谁能真正走进那个世界。无论是没日没夜的交媾，还是无休无止的谈话，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终究有着本质的差别。当马修无情的揭穿手拿毛语录的里奥根本不明白何为革命时，当马修执意要在伊莎贝尔从未示人的闺房里做爱时，梦想家与理智派之间原本被爱模糊了的那道不可逾越的鸿沟骤然图穷匕见。
这是两类人互相撞击下的偶然，却是所有人自我选择中的必然。
除却这些人物象征的探讨，影片的配乐也值得一提。特别是其中两处设计，令我至今一想起仍然万分感念。一是马修第一次受邀到里奥和伊莎贝尔家做客时，里奥起身带着马修走进客房的那一段。里奥慵懒的步伐配上詹妮丝·乔普林《I need a man to love》的背景音乐，韵味十足。伴着鼓点，马修小心翼翼地跟在里奥身后，穿过冗长而曲折的回廊。他左顾右盼，对一切都感到新奇。是的，他要进入的不仅仅是一间屋子那么简单，彼时的他并不知道他即将走入的是一个如何隐秘的新世界。这短短一分钟的戏配上乔普林的蓝调摇滚乐，极富预示性与年代感。
第二段是他们三人模仿经典电影《法外之徒》里三位主人公跑过卢浮宫的情节，画面在《法外之徒》与现实中来回切换，给人一种时空交错之感。在卢浮宫外，他们为自己的疯狂举动大笑着，拥抱着。里奥和伊莎贝尔兴奋的挽起马修，学着电影《畸形人》中的场景，大喊着“We accept him .One of us.”。“畸形”的姐弟俩终于迎来了“畸形”的同类。他们欢快地在雨中奔跑，伴随着鲍勃·迪伦的《Queen Jane Approximately》。一切似乎都显得那么青春与美好，空气中充满了浪漫的理想主义气息。
一切事物皆有终点。
在故事临近结尾时，三位主人公在大厅搭起的帐篷里赤裸而眠，做着最后的美梦。房子之外早已是另一番景象，“五月学运”进入了最后的高潮，抗议游行的人群横扫巴黎，声势浩大。梦醒的他们再也无法窝在伊甸园里嬉戏打闹，梦想家和理智派的分叉路口骤然而至。
面对抗议人群，里奥毫不犹豫地抄起燃烧瓶和伊莎贝尔准备奔赴对峙的前沿，马修极力的劝阻毫无用处，他甚至发狂似的亲吻伊莎贝尔和里奥，试图用爱把他们挽回。然而他没想到，里奥与伊莎贝尔的世界里理想高于一切，爱情永远只能是附属品。面对里奥和伊莎贝尔坚定的背影，马修何曾没有过动摇，然而他终究没有跟上去。一番痛苦地权衡后，他选择失落地走出游行的人群，走出里奥和伊莎贝尔伊甸园般的世界。
伴随着里奥的燃烧瓶落向军警阵营的爆炸声，梦想家的时代就此结束。
毫无疑问，这是个彻彻底底地关于梦想的故事，一如它的英文原名《The dreamer》。然而你说不清这是哪一个人的梦想，甚至说不清究竟是什么梦想，一切都显得那么似是而非。因为它囊括的不仅仅是里奥和伊莎贝尔，甚至不仅仅是参加学运的法国学生，而是整整一代人，高举理想主义亢奋呐喊的一代人。
我曾无数次地嘲讽过“梦想”这个词，认为它过于虚幻与幼稚。何曾想过，这个曾经横扫了一个时代的词，所迸发出的力量几乎颠覆了整个世界。我们都太聪明了，这个世界的绝大多数人都太聪明了，固守着无可指摘的理智与自私，如同马修一般。而梦想家却大不相同，里奥和伊莎贝尔也好，切·格瓦拉与卡斯特罗也好，他们全都是理想主义的清教徒。为了梦想，他们能够一瞬间释放出生命中所有的荷尔蒙，他们用梦想的破灭来映照现实的失落。至于他们自己，怕是从未有过失落吧。
再次回到文章开头的那个问题：
当我们谈论起六十年代时，我们在谈论什么？
我想，“梦想”一词，当结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