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吴起变法”——《晋公子读史记》之《楚世家》（六）
壹
我想，可能有不少人跟我一样，第一次打开战国前期的地图，都会不由自主地将目光投向那个幅员最为辽阔的南方大国——楚国。
所谓“横成则秦帝，纵合则楚王”，楚国常常被认为是中原统一进程中秦国最强有力的竞争对手。
正如《史记·苏秦列传》所言：
楚，天下之强国也，王，天下之贤主也。西有黔中、巫郡，东有夏州、海阳，南有洞庭、苍梧，北有陉塞、郇阳。地方五千余里，带甲百万，车千乗，骑万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资也。——《史记·苏秦列传》
可是，在一手策划了弱楚强秦的纵横家张仪看来，楚国并没有这么可怕：
楚虽有富大之名而实空虚；其卒虽多，然而轻走易北，不能坚战。——《史记·张仪列传》
张仪的话让我想起了1941年发动侵苏战争的希特勒：“苏维埃就是一所四处漏雨的破房子，我们只要照着门板踹上一脚，它顷刻就会坍塌！”疯狂的希特勒最终没能一脚踹垮苏联，但精明的张仪却实实在在帮助秦国在丹阳之役中斩首八万，夺取汉中，奏响了楚国衰亡的丧曲。
战国时代的楚国是摧枯拉朽的霸主，还是外强中干的乱邦？它究竟有没有压倒秦国、统一中国的可能呢？在给出最终的判断之前，我们首先得承认，战国时代的楚国的确曾有过短暂的强盛。
《史记》载：
楚悼王素闻（吴）起贤，至则相楚。明法审令，捐不急之官，废公族疏远者，以抚养战鬬之士。要在强兵，破驰说之言从横者。于是南平百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诸侯患楚之强。——《史记·孙子吴起列传》
公元前389年，屡为三晋所困的楚悼王任用客卿吴起主持变法，整军经武，拓土开疆，让并世六国侧目而视。然而耐人寻味的是，对整个战国时代中楚国最辉煌的这一笔，《史记·楚世家》中竟然没有一个字的记载。——这很不正常。
自公元前445年魏文侯即位之后任用李悝变法，到公元前356年秦孝公支持商鞅改革，六大强国魏、赵、楚、韩、齐、秦先后开启了变法图强的进程，以期适应战国时代更为惨烈的大国竞争。
这些变法运动深刻地改变了中国历史的面貌，它终结了三代以来松散的宗法封建制的国家形态，创造出了一个又一个领导力更强、战斗力更强的中央集权制的官僚帝国。
因此，司马迁在《秦本纪》、《魏世家》、《赵世家》、《韩世家》和《田敬仲完世家》中对各国变法的历史都做过记载。
唯一的例外是《楚世家》。
“吴起”——这个当代人修战国史时绕不过去的改革家的名字在《楚世家》中压根儿就没有被提到，司马迁仅仅在《孙子吴起列传》的最后一段做了简短的记述。
虽然从“互文法”的角度看，《史记》仍然为我们保留了吴起变法的历史资料，但它似乎也暗示着司马迁的这样一种评价，那就是这次变法虽是吴起本人晚年的重要经历，却不足以在楚国的历史上留下深刻的印记。
因为正像《韩非子》所说的那样：
楚不用吴起而削乱，秦行商君而富强。——《韩非子·问田篇》
吴起变法的政治遗产没能深刻影响楚国后来的历史走向，司马迁的这个观点在整个《楚世家》的撰述过程中是贯彻始终的。
公元前380年楚悼王去世，吴起随即被作乱的楚国贵族所杀。而悼王之后的两任楚王——楚肃王与楚宣王，在司马迁的笔下几乎无所作为。
尤其是楚宣王在位的这段时间，即公元前370年到公元前340年——也就是韩国、齐国和秦国密集推进变法运动的关键时期——《楚世家》的记载是：
宣王六年（公元前364年），周天子贺秦献公，秦始复强，而三晋益大。魏惠王、齐威王尤强。三十年（公元前340年），秦封卫鞅于商，南侵楚。是年宣王卒，子威王熊商立。——《史记·楚世家》
司马迁对宣王一朝历史的这两段概述似乎是要告诉我们：在历史大变革最关键的30年中，楚国的内政乏善可陈，在国际舞台上也完全没有存在感。回顾《左传》中那个同晋国一道构成春秋争霸主旋律的南方霸主，进入战国之后的楚国，在史书中露脸的机会少得有点儿难堪。
司马迁为什么对吴起变法和战国楚史的评价这么低？要解释这个问题，我们必须首先了解战国与春秋这两个不同时代的政治特点。
春秋政治的主旋律是争霸，并世几大国晋、楚、齐、秦、吴、越的竞争焦点是对中原政局的主导权。兼并只存在于大国与周边小国之间，基本不会在大国与大国之间上演（勾践灭吴大概是唯一的例外了）。
进入战国时代以后，作为大国缓冲地带的若干小国早已被渐次吞没，大国与大国之间的贴身肉搏已是不可避免，由此，中原政坛的主旋律遂由争霸转为兼并。
为了在这样血腥的大国搏杀中占据优势地位，战国时代的各主要国家都需要通过变法来解除残留的制度桎梏，而这其中的核心问题就是两样：提高政权的开放性和增强国家的动员能力。
李斯在《谏逐客书》中曾说：
臣闻地广者粟多，国大者人众，兵强则士勇。是以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无四方，民无异国，四时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无敌也。——《谏逐客书》
一个国家的政治走向，是朝气蓬勃还是日落西山，首先取决于顶层设计的能力。
对战国时代的各主要国家来说，要提高政治领导层的决策水平就必须尽可能吸引天下四方政治精英的加盟，将政府的高级领导职位对他们开放，无论这些人是来自哪个国家。
而要让客卿们心甘情愿、毫无保留地为国家出谋划策，前提是必须废除从前的世卿世禄制——以少数血缘宗亲和军功贵族把持政权并世代相袭的制度就像一辆破旧的老爷车，已经无法拖动国家前进的脚步了。
其次，冷兵器时代最重要的战争资源就是土地和人口。
土地产出粮食，为对外战争提供了必要的经济支持，而要维持一支规模可观的军队，就必须拥有相当庞大的人口基数。
在世卿世禄制下，因为官爵世袭，故而充当官禄的采邑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卿大夫们的私邑。私邑的田产和人口归入私家贵族，那国家能直接控制的土地与人口必然相应减少。世卿世禄制越发达，国家能调动的战争资源就越少，战争动员能力也就越弱。
所以为了最大限度地提升战争动员能力，就必须将私门侵吞的田产和人口全数充公，划入国家的直接掌控。
如果我们以提高政权的开放性和增强国家的动员能力这两个标准来衡量战国前期各主要国家的变法效果的话，无疑秦国是变法成效最为显著的国家，而变法最失败的就是楚国。
贰
李剑农先生说：
秦在春秋时代，即不采用东方之世卿制。凡在秦掌握政权之有名者，大都来自异邦，且有由微贱出身者。——《中国古代经济史稿》
春秋时期的秦国是否采用世卿制，研究学者对此尚有争议（如林剑鸣《秦史稿》即认为秦国采用世卿制），但即便采用，秦国的世卿制度也不像东方各国那样严格，这却是无疑的。
也因此，进入战国之后，秦国废除旧贵族特权、造成政权开放性的基础要优于其余各国。自商鞅起，张仪、范睢、李斯……，开放的秦国正是在这一个又一个客卿的辅助下逐步走向全盛的。
至于三晋与田氏齐国，因为他们本身就是春秋时代的世卿篡位造成的新政权，为了防范新的世卿贵族的崛起，其势亦不得不废除世卿制，以不拘一格的姿态遴选政才。
唯有楚国，情况最为特殊。
在春秋，没有遭受过世卿之患的主要国家，秦国之外，就要算楚国了。秦国是因为没有世卿（或者世卿制发展不充分），楚国则是因为其独特的世卿制度本身具有超越晋、齐等国家的制度优势。
《左传》说：
其君（楚国）之举，内姓选于亲，外姓选于旧，举不失德，赏不失劳，老有加惠，旅有施舍，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贵有常尊，贱有等威，礼不逆矣。——《左传·宣公十二年》
春秋时代的楚国世卿，主要由上文中的“内姓”和“外姓”两个部分组成。所谓“内姓”，是指由历代楚王的小宗后裔演变而来的芈姓公族；所谓“外姓”，是指仕楚的异姓宗族。
这些异姓宗族是怎么来的呢？
要知道，楚原是最具野心与周天子分庭抗礼的国家。终春秋之世，被楚国吞灭的国家总计六十有余。吞灭这些国家之后，楚国并没有彻底铲除其原有的统治势力，而是仿效周公封建的形式，一面复封其社稷，以大宗延续国祚，一面又安置其小宗别子在楚国任职。
从法理上说，这些国家在灭国之前都是得到周天子的授权而建立的，是周天子的臣属，楚国的同列。
但灭国复封之后，其新的治统来自于楚王的授权，他们因而不再是周天子的封藩而是楚王的私属了。所谓仕楚的异姓宗族，多半都来自这个具有“王朝气象”的楚系附庸体系。
楚国任官的规则，对芈姓楚族，依据血缘关系的亲疏远近，优先任用近支亲属；对异姓宗族，则更青睐那些较早臣服、渊源甚深的附属国的小宗。
虽然楚国世卿数量不少，来源又雑，但世卿们却很难对楚王的权威构成严重挑战。因为楚国历来对世卿封邑的土地和人口都有严格的限制。相比于世卿封邑，楚王更看重县邑的卫藩作用。楚国是春秋时期最早设县的国家。
楚县面积大，县师强，长官人选虽不出少数世卿家族的范围，但职务却不能世袭。相比于狭小的封邑和孱弱的私兵，遥控着若干大县的楚王对世卿始终保持着压倒性的政治优势。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当田氏代齐、三家分晋，他国的世卿们纷纷对君权发起挑战的时候，楚王却能稳坐泰山。在世卿制度普遍流行的春秋时期，楚国的世卿制因为受到县制的控扼，显示出了比齐、晋更为先进的制度优越性。
但是进入战国之后，当各国通过变法陆续废除世卿制度，改行官僚制度之后，楚国原有的世卿制度就显得落后了。
新的官僚制度都是面向天下，广招贤才，而楚国的世卿制却是任人唯亲、任人唯故。更重要的是这套世卿制度既然威胁不到楚王的权威，楚国自上而下改革世卿制度的意愿也就远不如齐、晋等老牌诸侯迫切。
公元前389年，楚悼王之所以任用吴起变法，主要还是因为此前与三晋交兵时，楚国频繁失利。因为改革是由对外战争的失败引发的，所以吴起变法的关注重点在于强兵，至于经济组织与农业生产则不甚注意。
仅从这一点上看，吴起变法与商鞅改制的差距已经非常明显。
而在吴起倾尽全力的强军改革中，他又是怎么做的呢？虽然吴起头头是道地向楚悼王分析说：
（楚）大臣太重，封君太众，若此则上逼主而下虐民，此贫国弱兵之道也。——《吕氏春秋·贵卒篇》
但在实际着手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吴起采取的办法却是废削疏远公族的封邑用来养兵。经过改革，楚国的公族和封邑数量是得到了一定的控制，但是世卿制度并没有取消，甚至，因为世卿数量的减少，权力被迫向少数公族集中，还最终导致了政治寡头的产生。
在春秋时期，楚国政坛尚有若敖氏、蒍氏、潘氏、沈氏等家族相继崛起，但吴起改革之后，这些老牌贵族销声匿迹，楚国政坛变成了屈、景、昭这三支芈姓宗族的“三国演义”。相比于客卿们争先入秦的盛景，楚国选拔政治人才的范围太小，太保守了。
不但政权的开放性不能与秦国相比，国家的战争动员能力，楚国也远逊于晋国。
商鞅变法之后的秦国，虽然也有封君的存在，但封君不但不能世袭，其权力也仅限于享受封邑的租税，至于土地与人民的统治权则悉数收归国有。
兵尽为国家之兵，农尽为国家之民。只要秦王一声令下，秦国就会像一架精密而恐怖的战争机器一样高速运转起来。
因为立下军功之后就可以获膺爵位，秦国士兵在战场上争夺“首功”（按割下的人头计功）的热情几近疯狂——一群杀红了眼的男人为了跑得更快，追上去割下敌兵的头颅，连护身的盔甲都脱下来，一面打着赤膊，一面还拎着刚刚割下的血淋淋的人头——这场景，想想都让人胆寒。
反观楚国，世卿与封邑的存在让它看起来更像是一盘散沙。不但封君们的土地产出楚王无法支配，他们的私兵上了战场也会因为保存实力而轻易溃退。
所以战国时期的楚国貌似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但国家的战争动员能力，军队的战斗意志却着实让人不敢恭维。
可以说，当战国前期的改革浪潮过去，脱胎换骨的秦国已经把抱残守缺的楚国远远地甩在了后面。
到了秦国吞并蜀地之后，秦惠王决意向楚怀王宣战，战争尚未开启，胜负就已经注定——这是一场先进国家对没落国家的战争——就像1894年，迈入工业文明的日本对仍滞留在农业文明的大清发动的战争一样——就算体量要比对方大得多，楚国也是注定打不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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